科學研究要求資料豐富可靠和研究方法正確。中國古代玉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。

    從北宋呂大臨《考古圖》開始著綠古玉算起，至20世紀50年代，歷時八九百年之久。在這漫長的時期中，古玉研究卻一直進展緩慢（清末吳大澂的《古玉圖考》不失為一部重要著作，但其貢獻局限於一些古玉的名物制度的考證。對於古玉斷代、辨偽等重要間題，該書絲毫未有涉及，故其影響面比較狹窄）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原因是與科學研究的要求距離較大。

    眾所周知，20世紀50年代以前，古玉研究依據的資料幾乎全是傅世品或徙古董商人手中購得的玉器。這些玉器來歷不明，真假摻雜。只有極少數據傅出自洛踢金村戰國大墓和安徽壽縣楚墓的一些玉器，較為可靠。我們只要翻檢一些著名古玉著家的力作，如蘇蒙尼(Alfred Salmony）的《中國古代玉雕》（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），便不難發現其中不同程度地收綠有膺品。

    另方面，由於缺乏出土玉器作為客觀標準，傅世古玉的斷代，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同程度的偏見。以致早期玉器被當做晚期玉器（如良渚玉器被視為周漢遺遺物），或者晚期玉器被定為早期玉器（如台北故宮的宋代玉荷葉杯曾被認為是漢代玉器）。這些事例屢見不鮮。

    雖然，早在20世紀30年代，美國古玉學家勞弗爾（Berthold Laufer）曾提出以考古學方法研究古玉的主張，無奈當時缺乏發掘出土玉器可供利用。抗戰前，我國境內進行過一些考古工作，但出土的玉器沒有及時報道，世人無法知其梗概。例如，安陽小屯和侯家莊二地商代晚期墓隨葬玉器，遲至六七十年代才公佈（分別載於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十一本發掘報告¹）又如河南浚縣辛村西周衛侯墓玉器和輝縣琉璃閣戰國墓玉器，也分別在上世紀50年代末和 60年代才公佈。^2、3可以說，50年代以前，古玉學家以傅世玉器作為研究依據，完全是由於時代條件的局限。勞弗爾的主張雖然得到一些古玉學家的贊同，充其量被當作一種“遠見”看待，而無法付諸實踐。

    20世紀50年代開始，上述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。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發展，考古工作在中華大地遍地開花。古玉的發展層出不窮，有些並且為數極多。如殷墟婦好墓玉器755件⁴、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坑玉器200多件⁵、河南三門峽西周虢國墓玉器1773件顆⁶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玉器230多件⁷、山西太原晉國趙卿墓玉器270多件⁸、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玉器400多件⁹。河北平山中山國國王  墓玉器681件¹⁰以及廣州南越王墓玉器200多件¹¹。這些只是犖犖大者。如果進行全面的統計，出土玉器的總數將會十分驚人。